由我编著的《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印行后，在爱读书的朋友中引起一些注意。这书里涉及的人物为如下9位：李泽厚、沈从文、巴金、周作人、张爱玲、陈寅恪、金庸、钱钟书、顾准。说它是“编著”确也名符其实———这书里的一部分内容，是海内外已发表的有关文章的精心选编，另一部分是我自己所写对上述名人的述评文字，和对所选文章的说明；后者在表述个人见解的同时，兼有提要意味和缀连作用。这一种结构似乎有些怪特，但考虑到既要保存那些具有代表性的颇为珍贵的资料的原貌，又要使全书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感，遂处理成为现在的样子。
关于编著此书的用意，也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这些所谓“热点人物”，均是卓有成就的学者文人，其人生各有异彩，其命运自成乐章，作为单个的存在来看，他们都是值得注意的，也是一般读者希望了解的。而另一方面，也是本书更为偏重的，是为了通过他们，追究近20年来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变化。这个问题当然也可以单纯从理论上来分析讨论，作出总结；但至今我们还是“身在此山中”，描述它是困难的。而把目光转向所谓“文化热点人物”，却可能得到一些亲切的认识。终究，人们关注名人还是为了关注自己，是为了得到对所处生存环境的理解和在世间生存的资财，因而这些人物的“热”，又正是反映了社会中的人们兴趣之所在，热情之所在。
近20年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变化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对历史的反省和重新清理。一些早已去世或久已不再活跃的人物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而得以在本书中出现，便出于这一原因。历史曾经被切割、扭曲、涂饰，在有些人看来，“革命”便意味着时间的重新开始———“翻天覆地”、“史无前例”，便是蕴涵此种意味的形容词。然而玩弄历史终究难免被历史所玩弄，人们因此不得不回头看已经走过的路是怎样曲折的情形。而对上述一类人物的“热”，本书所重视的便主要是它在这方面的意义。
历史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在现实中存活。当历史被重新回顾时，它内涵的一切未曾了结的问题也就重新被拿到现实中提出。事实上，反省历史，争论现实，探讨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在近20年中始终纠结在一起；而归根结底的问题，乃是我们现在要做什么。至于哲学、文学、历史学等不同领域，学术化、大众化等不同层面，若牵连到社会思想文化之变迁的交接点，也往往相互融通。这就是我们能够把乍看起来“不伦不类”的9个人放在一起讨论的道理。个别而论，这些人物的“热”都有各自的原因，彼此间似乎并无因果的关联，但若是放在整个时间流程里看，却分明可以发现社会（尤其知识界、文化界）关注焦点与热情所在的此起彼落；而于起落之际，又分明可以体察到各种社会力量、社会思潮的相互冲突，相互影响。就像众水的分歧与聚合，描写出地貌的错综形势。而在评述每一人物的同时，注意解析他们“热”起来的过程，及其所牵连的社会背景，也是本书的注意力所在。
简单举例来说，当“李泽厚热”开始减退之时，正是反传统思潮高涨之际；而“陈寅恪热”的兴起，在相当程度上是呈示着复归传统的动态。而反传统与坚持传统文化本位之争，却又是“五四”时期的历史争议在新环境下的再度提出；在这后面，更有80与90年代之交的特殊社会背景。至“顾准热”出现，则又包涵着在东西方文明史、社会主义运动史、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这样宏大的背景与复杂的关系上考察中国问题的意图，客观上它也对照出“国学热”的局促。总之，尽管本书涉及的只是9个人，但仅是他们和围绕他们的言谈，已足以构成宏阔而丰富的图景。历史与现实，梦想与悲哀，将死者与方生者，以斑斓的色彩相互交织。
“近20年”无疑将被认定为不平凡的年代。
我们数说那些名字，追究20年来思想文化的变化，用意不仅在回顾，更在“多少引发一些思想”。进而，如笔者在全书最后所说的，祈愿文化人有机会在平稳的土地上从事宏大的创造。
